關于大明律的制定,他也給出了自己的指示。
重刑和慎刑同時上,前者針對官吏,后者針對百姓。
他本以為,這個方法既采納了法家的思想,又滿足了儒家仁政要求。
雙方應該一致贊同并通過才對。
然而就在他準備迎接歌頌聲的時候,卻發(fā)現遭到了雙方的一致反對。
李善長為首的法家派系認為,法令應當統(tǒng)一。
商鞅在秦國變法,強調“壹刑”、“壹賞”、“壹教”。
即刑罰、獎賞和教育都要統(tǒng)一。
法不統(tǒng)一會給執(zhí)法帶來不便,也會導致人心失衡,最終讓國家陷入混亂。
儒家反對的原因自不用多說,他們的終極目標是‘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’。
你現在要對當官的使用嚴刑峻法,這不是要我們的命嗎。
再說了,縱觀歷史各個朝代都優(yōu)待官吏,因此才能盡收天下人心。
沒有聽說哪個朝代,因為苛待官吏而強盛的。
面對這個結果,朱元璋非常氣憤,但又無可奈何。
此時大明還未一統(tǒng)天下。
陜西、山西、山東、北平、遼東、兩廣、云貴等地,還都在元朝的統(tǒng)治之下。
要真論實際控制的土地,新生的大明遠不如元朝的地盤大。
說白了,他還不是后來乾綱獨斷的洪武大帝,必須要照顧群臣的想法。
最終這件事情不得不暫時擱置。
但這件事情遠未就此結束,朱元璋發(fā)現經此一事后,群臣似乎更愛提意見了。
更準確說,是更喜歡反駁他,教他如何做事情了。
就連李善長都是如此。
反倒是劉伯溫,態(tài)度愈發(fā)的恭謹,處處維護他的權威。
朱元璋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兒,內心非常的憤怒,立即做出了回應。
重新啟用了李飲冰、楊希圣二人,又提拔楊憲為中書左丞,調汪廣洋入京擔任中書參知政事。
同時還給告病的宋濂‘知制誥’一職。
知制誥就是書寫圣旨、詔書的權利,典型的位卑權大。
如果說這種種任命,只是為了完善中樞各機構,還算是正常操作的話。
那后面的操作指向性就非常明顯了。
當有人再次參李善長羞辱大臣的時候,朱元璋沒有再給他留面子。